中新社南京12月3日电 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尽一生毕一事 传递历史真相

　　中新社记者 朱晓颖

　　“今年清明节我没能来，感到很抱歉，今天我来看你们了。只要还能动，我会尽我所能……”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走到遇难者名单墙前，对着墙上遇难家人的姓名念叨。

　　冬日暖阳照在这位历经苦难的鲐背老人身上。在当日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中，她颤颤巍巍地从座椅上站起，带着自己的女儿、外孙女、外曾孙走到遇难者名单墙前，为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的死难者献上鲜花并深深鞠躬。仪式上，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纪念馆馆长周峰为遇难者名单描新。

12月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活动中的夏淑琴抹去泪水。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观察到，当天的家祭活动，只有夏淑琴、艾义英、刘民生3位幸存者出席。随着时光流逝，能如常参加家祭活动的老人越来越少。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8人。

　　2023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6周年。86年前的冬天，侵华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大肆屠戮，生灵涂炭。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中的七口人，被日军残忍杀害。当时只有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夏淑芸侥幸活下来。夏淑琴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中，鲜血直流，至今身上留有伤疤。

　　夏淑琴数十载坚持为历史真相奔走。1994年，65岁的夏淑琴前往日本，成为战后第一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2006年，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其是“假人证”，当时已77岁的老人愤慨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官司最终大获全胜。

12月3日，夏淑琴携家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献花。泱波 摄

　　许多幸存者像她一样，有的赴日参加证言集会、为历史作证；有的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告诉后人勿忘国耻、面向未来；有的坚持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特殊的“传家宝”；有的在新媒体平台开设账号，用自揭伤疤的方式，告诉年轻人和平是多么重要、多么来之不易。每次讲述亲身经历，他们中的很多人夜晚会失眠、痛哭、情绪抑郁，即便如此，大家也选择继续下去。

　　“南京大屠杀惨案为何是全世界的伤痛？”“南京大屠杀与当下的人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一直以亲历者、活人证的视角在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毕其一生，将传递历史真相视为使命和责任。

12月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泱波 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传承记忆行动”开展以来，幸存者后人正代际传承这段悲怆的家国记忆、世界记忆。通过海量书籍、口述、数字影像资料，他们家族的故事，正在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爱好和平的人士看到、听到、了解和传递。

　　“和平、和平、和平，一定要和平！”每次到纪念馆，夏淑琴老人面对媒体都会这样强调，这次也不例外。她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完)

　　中新网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 潘旭临)由李可染画院主办的“二调三叠”王新福艺术作品展2日在李可染画院宋庄院开幕，一百余幅王新福“场景创作”的佳作亮相，展现了自然与生命和谐共处的无尽魅力。

王新福艺术作品展现场。记者 潘旭临 摄

王新福艺术作品展现场。记者 潘旭临 摄

王新福艺术作品展现场。记者 潘旭临 摄

　　开幕式上，本次展览学术主持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教授，李可染画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鸣京先生分别致辞。随后，本次展览总策划、李可染画院院长、中国美协河山画会会长李庚教授致辞并宣布画展开幕。

　　王新福，重庆人，1979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系水粉画进修班学习。1986年毕业留校从事基础色彩教学工作，师从四川美术学院创始人李有行先生。其作品曾多次参加重庆市和中国美协、国际性艺术展览，连续六届入选法国秋季艺术沙龙展，并获法国文化协会颁发的“金画布奖”。

　　所谓的“二调”“三叠”皆取自宋词的相关说法，不仅关乎王新福作品的画面结构，而且亦涉及到其意境。

　　据介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川美学院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最初一代，王新福具有那一时期艺术家的普遍特质——在现实中敢想敢干，在思想上又尊重经典，在逐渐形成“限色组画系列”“黑影写生系列”之后，又毅然决然地展开了“场景创作”的系列。“场景创作”既是一种写生的状态，也是一种创作的状态，其实质即是“现场性”。

王新福艺术作品展现场。记者 潘旭临 摄

　　王新福表示，现场给他带来很多快乐，且让他得到了在工作室里无法得到的意味，而这些快乐或意味包裹下的“现场性”，包括了创作主体的语言如何在现场表达，也包括在现场必须克服的困难——除了创作主体与画布、颜料的关系，还有更多的自然环境等因素。

专业和学者出席王新福艺术作品展现场。记者 潘旭临 摄

　　中央美术学院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力表示，王新福的“场景创作”并未一味强调“现场性”而走向或止步于“现场表演”或“现场行为”，而是回到了绘画性的建构，甚至以此刻意标识，展现作品东方性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立场。(完)